导演黄建新：背对背 脸靠脸

笔者手记：这一次的访问之前，我与黄建新交谈过两次，一次是在南京的古城墙上。他正在拍《求求你，表扬我》，天气极热，大家有些心烦气燥，打光的18K大灯掉到了城墙根底下。穿着老头衫的黄建新气定神闲，稍事安排了一下工作人员，就像没事人一样与我继续一问一答。

第二次，是在北影的一栋苏式老楼里。那是因中国百年之故，不约上黄建新谈谈，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约了几次，通过他的工作人员，也遇着了他本人，是在北京举办的一次他个人的影展上。来的人很多，田壮壮、陈凯歌、姜文、崔永元都来了。看得出，他人缘很好，管他金面、薄面，他都能水来土淹，兵来将挡。我瞅了个空子也跟他说起这事，他当时是满口答应，但后来又不了了之。就在我对此事不抱信心的时候，在一个凉爽的夏夜，北京的北太平庄，我在闲逛，黄建新也在那儿溜弯，我们迎面碰上了。这一次的狭路相逢，让我们敲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聊了有三个多小时。谈的好像不完全是电影，也非他的人生，也不是形而上的种种命题。

一晃十年过去了，中国电影迎来了110周年的华诞。黄建新上了年岁，但并不见老。头发还是那么短，眼神还是那么亮。他说他的工作排得很满，每天常常超过十三个小时。他一般忙到晚上十二点，看一会儿电视，或找个电影搂上几眼，熬到两点左右才就寝。他不像他的同龄人，六点会自然醒。他要睡到早上九点，才开始新的一天。而且，黄建新从小就没有午睡的习惯，已经过了60岁的他，并没有感到衰老的迫近。
黄建新喜欢穿中式的马褂，里面一件，外面还要套着一件。这跟复古没关系，只是身体易与这身行头亲近。他说他不爱穿西装，太紧了，人像绑住了一样。他自诩自己长相很中庸，不像某些导演，因相貌过于奇崛和亮眼，出门得武装一番。在老家西安，黄建新常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就在马路牙子上，就着羊肉串喝酒。那地方，古风悠远，从古至今文人巨多，也就见怪不怪。《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就爱蹲在面馆门口呼哧带喘极其响亮地吃着一碗面。真遇着认识的，打个招呼，各人该干吗干吗。而在北京，这样的气氛并不多。不过黄建新如果坐出租碰到的哥，人家直言，老哥您一定是名人，但拍着脑袋，却死活叫不上姓名，黄建新很满意这样的状态，这使他能较轻便地与人间烟火靠拢，而不必困在衣香鬓影、高朋满座的小圈子里。他喜欢和的哥聊天，听他们的牢骚、感受他们认命后的智慧、不甘心之余的坚韧。

其实，黄建新是比较上镜的，他能制造光影，他本人在光影里待着，也自有一份从容。说到导演去演戏，也是件很普遍的事情，只怕从来不演戏的导演也很少。黄建新在银幕上亮相，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陈德森导演的《紫雨风暴》，黄建新演的是位红色高棉的成员，出场没多久，就被杀身亡。多年以后，他又作为监制，与陈德森合作了《十月围城》。最近的亮相则是在《亲爱的》里，这一次，黄建新的戏份多了些，也更加自如和自信。将一个官僚作风显著的福利院院长演绎得相当有说服力。
做过场记、编剧的黄建新，对于表演，很有心得和功力。他的第一部影片《黑炮事件》，就让刘子枫夺得金鸡影帝，著名小品演员牛振华更因他的电影拿到了东京电影节的影帝。从《站直啰，别趴下》开始，牛振华可以说是他中期电影最重要的面孔之一，直到这位优秀演员的去世，两人精妙的合作才告终止。当初，别人给黄建新介绍的其实是另一位体型和牛振华接近的演员、同样演技了得的梁冠华。但副导演阴差阳错地把牛振华领到他的跟前，两人一聊，还挺投缘，各方面的心思都对路。这就有了牛振华那引以为傲的银幕生涯。
除牛振华外，冯巩、句号、范伟等常在荧屏亮相给观众送来欢乐的演员，到了黄建新的电影里，都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来。不夸张地说，黄建新是内地导演里，最会运用小品演员的电影人。不完全是从他们广泛的群众基础出发，而是利用那些熟口熟面，焕发出他们在更严密的戏剧框架里游走时更鲜活的状态来，从而让受众重新审视他们过往对生活的认知，那是热闹背后的凄凉，也是笑看天下后最为深重的自嘲。黄建新对此的解释是，小品演员的最大好处是，他们不太计较自己形象的光鲜，乐于并善于把自己真实、不加修饰的一面呈现给世人。这让黄建新的电影灰色情绪不必那么直接，就在那一捧一逗中缓缓迫近生活中的那被轻易忽略的真相。
黄建新一般不给演员说戏，他相信他们一旦走进那个因果循环，他们的戏瘾就会发作。好比冯巩在《站直啰，别趴下》里，冯巩演的作家在楼道停电之后还要坚持写作。妻子劝他不必这样，冯巩的说辞是“没关系，我写的是旧社会的事情”。这段台词，完全是冯巩自己即兴发挥的。又好比王志文在《谁说我不在乎》里，他出场极少，却处处都是戏。他给自己下巴上留了个艺术家式的小山羊胡，他给了同事冯巩两粒伟哥，不料全副武装的冯巩却被妻子恶狠狠地挂起了免战牌，王志文听闻这“人间惨剧”后，爆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说戏时，黄建新不知该怎么形容王志文此时的笑声，他只说越放肆越好。片场王志文的这段笑声，也果真毫无同情心可言，如入无人之境。仿佛这个笑话已与任何人(包括冯巩)无关，而只属于他自己。这与片中的精神病院的状态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何况王志文出演的还是位精神病医生。
黄建新电影好的时候，总能在严密紧凑的叙事策略里，散布着貌似与宏旨无关、却更贴切入心的真性情来。
1954年6月，陕西西安南院门芦进士巷一个普通的院落里，一户普通的干部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婴。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黄建新。这是个具有时代感的名字，建设新中国。
黄建新的母亲曾在新华书店工作，他在陪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那时候最爱雨果的小说。而对电影的兴趣，还是后来的事情。
跟许多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也包括冯小刚一样，黄建新也有一段行伍的日子。他少年时的很多同学，下乡或参加了三线建设，打山洞、运石头。当兵应该是除此之外最好的选择。黄建新顺利地成为空军第五航空学校的地勤人员。当每一架飞机从蓝天伴着巨大的轰鸣缓缓落地时，会有四名地勤人员拿着钳子和测量仪，负责例行检查。黄建新是其中的一个，一干就是六年。更多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工人。生活是简单又有些枯燥的，好在有电影。当时部队进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内部放映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但是只许干部观看，作为士兵的黄建新和他的战友特想看这些“内参电影”。他们从暖气管道里爬进去，跑到银幕后面，看着头直晕，但是，他觉得电影特别神奇。航空母舰上的机群，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自由起降，让黄建新惊叹不已，这些影片满足了少年人的尚武情结，又对影像有了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亲近感。

他当时并不知道，他和电影的缘分正在迫近。有着阅读习惯的黄建新在部队图书馆里，偶然翻到前苏联电影大师、蒙太奇学派的重要奠基人普多夫金写的书。就是这样一个通篇都是理论符号的书籍，黄建新却看得津津有味。
复员后，学过照相的黄建新被分配到一家专业报纸当摄影记者。在那家报社，他偶然发现了一件宝物，是台16毫米摄影机。黄建新就用这台机器，拍摄了许多跟行业有关的宣传片。即使这样，黄建新认为自己还没有建立对电影的真正兴趣。直到黄建新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遇到一个叫王忠全的老师，两人因电影，而越来越投机。这个时候，黄建新才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经王老师介绍，黄建新去了西影厂，因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被分配到了文学部。主要是看各地的剧本投稿，当时热情极高的黄建新认认真真给每一位投稿人回信。不到两个月，黄建新就跟组去了，第一部片子，是《第十个弹孔》。接下来是做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这期间，他还在他电影生涯最重要的领路人吴天明的成名作《没有航标的河流》中担任过场记。就是在吴天明的推荐下，黄建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文革”后开办的第一个导演进修班，他的同学有韩三平、米家山，还有执导过《渴望》的鲁晓威。
在电影学院的学习，让黄建新的视野一下子得到了质的拓展，就像饿汉子见到了干粮，什么片子都看，什么流派也不放过。尤其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激活了黄建新的电影观，按他的说法，是与他的灵魂和潜意识进行了对接。他清楚了自己未来的电影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状貌。而更多的时候，这批大龄学生和老师勾肩搭背打成一片。课堂上，仅有的八个同学将老师围坐在中间，该喝茶的喝茶，该抽烟的抽烟。他们最大的娱乐，是在朱辛庄和兄弟民族拼酒。每逢周末，就有来自新疆和内蒙古的同学扛着酒，坐着公交，喜气洋洋地过来。大家喝它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黄建新回忆自己的酒量不是很好，大家一般也不灌他，真到兴头上，喝高了，找个地，自己睡去了，没出什么洋相。
北京北二环外的小西天，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所在地，现在成了北京无数电影青年的圣地。当年黄建新和他的同学们也是那儿的常客。他们从北电的原校址朱辛庄，坐345路车到德胜门，再换22路，到小西天看片，同时还发现附近的北师大有一个实验餐厅，饭很好吃，很便宜。就凑了一个基金，归一个人管，每次看电影前同学们就在那“改善一顿”，从那儿再走到资料馆去享受精神食粮。
而电影学院放映导演新片时的起哄，也是一景。胶片还在咔哒咔哒地转着，学生们就如先知般地唱和着“走三步、站住、回头、音乐起、眼泪下来”。弄得当时不少导演极为难堪。黄建新很欣慰，自己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在电影学院放映时，没有这些让人坐立不安的“评论音轨”，大家很安静，影片结束后，全是掌声。
一个实力导演就此跃上中国电影的舞台。
黄建新不属于那种频频发力的导演，他的电影上也经历过好几次变更。
1985-1988，是黄建新的发轫期，他拍了《黑炮事件》、《错位》、《轮回》三部电影。《黑炮事件》一炮打响，以奇崛的意象美学，繁复的情节走向，探讨的是人与时代互动时的勉为其难。本片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中国影坛，黄建新的这部处女作受安东尼奥尼的名片《放大》影响极深。而安公这部大作，探讨的是寻找真相，以及真相尚未浮出水面后的主动放弃。这在《黑炮事件》及黄建新之后的创作中，都有着相当清晰的标识。与陈凯歌、张艺谋抑或姜文的那些一条道跑到黑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在黄建新电影中存活的人物，还未见到棺材就落了泪，未到黄河就死了心。也就是说，黄建新的电影有着更复杂难缠的变通之术。

此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当他1992年归来时，发现整个中国，已跃出他的想象，仿佛是以更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商品大潮此时滚滚袭来，这让黄建新困惑，也促使他必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清醒，也要求他在创作风向上必须变革。他放弃了过往哲思和诗学并重的镜语构成，代之以明快的生活流表述和更诱人的戏剧结构，在见微知著中管窥出时代的变迁和为此带来的人心的流变。这是黄建新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以最世俗的笔触，再庸常不过的家长里短，坚定了他在第五代导演中卓尔不群的站位。其中，尤以《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的城市三部曲，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黄建新的城市电影，没有霓虹闪烁，没有灯红酒绿，有的只是隔音不好的筒子楼，脏话恭维话齐鸣的庭院，热情过分并随时准备翻脸的左邻右舍。生活在黄建新城市电影的善男信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也谈不上有着永恒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只徒具后工业时代的景观，并没有建立具西方概念的城市精神。由此，黄建新的城市电影，虽常常体现现代意识与传统理念的碰撞，倒不见得一定要人仰马翻，传统与现代并没有一味地在分庭抗礼，却有着各安天命的自行其道。这是黄建新的智慧所在，但他说这智慧不是他的，而是中国人进退自如的聪明劲，对他的赐予。
2001-2005，黄建新暂别导演职业，在这段时期他做起了行政，负责管理中国电影集团的第四制片公司。他的监制身份在业内已相当醒目，像冯小刚的《大腕》、孙周的《周渔的火车》、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都由他经手。而他感触最为良多的，是与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合作的《杀死比尔》。那时位于北三环北影的拍摄基地还没有拆除，黄建新协助昆汀在那儿完成了惊骇世界影坛的“百人斩大战”。这一次合作，让黄建新清晰地感受到电影工业体系的无比重要性，他坚信工业不会对艺术进行抹杀。而香港没有工业体系，而只有商业体系。中国电影目前也有香港电影过往的积疴，就是商业的脑筋大于工业的，而“工业”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黄建新特意以《阿凡达》为例：我们就不可以想象一个卡梅隆3D电影，开发了十年，花1500万美金甚至更多，来做软件开发——这是工业概念，它要改变所有电影的面貌。
如何建立标准，黄建新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坚信，那些热爱生活，热爱电影的人，比那些闷头研究大数据的产业狂，更有希望去缔造中国电影美好的明天。
在黄建新频频做监制的这十余年里，他当导演的机会不多。《求求你，表扬我》算是他过往风格的延续，一个没有真相的案件，包裹着一个落伍于时代的所谓荣誉感。而他和他的老同学韩三平合导的《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则是有些被低估了。假如大家放弃对主旋律电影的成见，就不难发现在这两部碎片化极强的历史大剧里，所隐藏的抚昔阅今的历史观察。尤其是《建党伟业》，公映时删剪了太多，而足本里才有着黄建新等创作人员完整的且极具思辨性的史海钩沉。它反复探讨了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那就是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令无数英雄折腰的又是什么?其实影片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但却毋庸置疑地具备着强劲的发问能力。

对黄建新个人而言，他从杯水之间转向了天翻地覆，目光从凡夫俗子身上移到了挥斥方遒的历史巨人的身上。这一次的“华丽转身”，让我们看到他未来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不过，《建党》之后，黄建新又回到了监制角色，几年下来，他制片了一连串不同导演的作品。但他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成功，因为例如2014年他监制的三部作品，《智取威虎山》在他看来是成功的，而《冰封》和《白发魔女传》则不尽如人意，他追求的是叫好又叫座。
现在，离开导演椅的时间久了，他想回来了。2014年下半年，他应香港国际电影节和优酷之邀，参与了最新的一期“大师微电影”，执导了窦骁和佟丽娅主演的《失眠笔记》，41分钟的篇幅，稍微扩展，就可以做成长片。而且，2015年下半年，他估计就要开拍一部类型片。
不过，他说他最想拍的电影，是自己的童年往事。他回忆自己少年时应该不算特别顽皮，但他喜欢跟着孩子头到处跑，喜欢看热闹。看着游行的队伍发传单，呼口号。这帮孩子，要过传单，敲开临街的大门，蹿到楼顶，仰首抛出。传单漫天飞舞，他们解开裤子就撒尿，下面的人不知这大晴天的怎么就下起了雨;看见站岗的红卫兵睡着了，他们就在人家的脚底抹清凉油，等着他们的身体中端的宝贝在睡梦中昂首而立……样板戏也是要看的，当要枪毙某个汉奸或叛徒时，台上的演员枪栓还没拉开，后台的小伙伴就率先制造出了各种枪响。演《打虎上山》，临时替换上来的演员，完全不管戏的要求，玩命地出风头，跳啊打啊，就是死活不下台，轰都轰不走……
但这些记忆，这部具自传色彩的电影，什么时候能够完成，黄建新没有给自己定下期限，他笑言自己是个没有明确规划的人，但想一想，也是很美的事。若实现了，那就真的要感谢上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