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

明朝的内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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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政治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专家们的研究重点，其政府职能部门之多，权力分配机制之复杂，相互监督牵制之繁杂，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最。在中央，中央政府的核心权力被被所谓“六卿”瓜分，他们分别是掌管六个部门的尚书（即最高长官），而六部分别是户、兵、刑、礼、工、吏，这六部分别负责帝国的财政、军事、司法、礼仪、工程、官员任命等方面。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有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等“寺”为单位的政府部门，寺的最高长官称为卿，这一类部门一般负责皇室有关的典礼、财政、日常生活以及禁卫军的管理等事宜，但也有“寺”负责一般的日常政务，例如大理寺，负责部分刑法案件的审理与管理。但这不是与刑部职能重叠了吗？是的。这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套制度的创建者——朱元璋的愿望，他设计这套制度的初衷就是使得各个部门之间权力交织，互相牵制，不让一方独揽大权以危及朝廷。那么，当有重大案件需要审理，不能扯皮之时又该怎么办？所以，后来当有重大案件发生时，都有“三司会审”，三司分别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这样有利于结合各方意见与力量共同审理。由于这三个部门比较重刑名的职能，所以这三个部门被称为“三法司”。明代最有权势的部门不负责任何具体的事情，他们只负责干一件事——监察百官，这就是都察院，明代都察院职能极大，这是由于明代科道言官的能量极大的缘故，往往一个很小的御史就能把万人之上的首辅给弹劾下台。
此外，明朝还有各类职能较小的“司”、“府”等部门，通政使司负责传递奏折，将每日的臣子们的奏章奏折运送给皇帝看，由于其上传下达的职能，相对而言比较重要，所以通政使司最高长官通政使也位列九卿之一，与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构成明朝九卿。
还有一部分关于文化思想以及教育的部门，翰林院相当于一个高级人才储备基地，翰林院庶吉士有“储相”的美誉，这是由于能进入翰林院的都是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很高名次的人，而他们前途也十分光明，目前只是在翰林院养望而已。国子监相当于中央大学，国子监毕业者不参加科举也可以直接获得相当于举人的功名。还有部分在核心权力之外徘徊的众多部门，比如詹事府、经历司等，这些通常只是闲散部门，或者是一种名誉官职，没有具体的职责，甚至没有人员、财政编制。而这一连串的官制之中，有一个长期没有正规名分的部门却能长久的把持核心权力，影响整个政府的机构，它就是内阁。内阁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它的创立到发展最后臻于成熟。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始终不是一级法定的权力机构，却长期主导政局，在它发展到最顶峰的时期，拥有着完全控制整个帝国的权力。
内阁首辅张居正说“我非相，乃摄也”，意思就是他张居正不是宰相，而是摄政。这是何等的霸气，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很难想象他说出这种话，还为史书所记录。那么明代的内阁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发生了那些事情才使得它权力无限膨胀到这个地步呢？

内阁办事所在地——文渊阁
第一阶段：起源
自明太祖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之后，面对来自全国的政务，他颇感力不从心，于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撤销，而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一开始，这些学士的品级都不高，但由于可以接近皇帝，往往学士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职务，并且学士们仅仅负责顾问，无法私自做决定，权力相当有限，而且没有常设的办事场所。明成祖即位后，由于其时常发动对于蒙古的征讨，所以对于其他政务必然无法做到事无巨细。于是，明成祖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明成祖朱棣
按照明成祖的设想，他将决策权牢牢把控在手中，建议权在于内阁，行政权在六部，同时各个机构之间相互牵制以达到完美的权力架构。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期，“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的权力较小。明成祖似乎很有自信，他认为可以将内阁完全控制，但历史真的会如同他设想的那样吗？
第二阶段：发展
历史的进程没有按照朱棣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内阁终究还是做大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那么自然也压制的住内阁。但如果君主年纪较小或者比较昏庸不理政务，那么，内阁的大学士又是朝廷上最有名望或是能力最强的文臣，自然就无可置疑的负担起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责了，这真可谓是水到渠成。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能够管理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这个过程中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1425年仁宗以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从此内阁权力便发展而不可止了，这一过程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内阁办事制度的稳定化、流程化，虽然没有能制度化（变为文字和规章制度），但依旧形成了一系列的不成文的规章，例如政务处理的流程化、规范化，这一套颇为完善的政务流程是：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进入内阁必须要有响应的品级，就是内阁的大学士往往要兼任尚书或者有尚书衔。原本明太祖规定大学士只有五品，但后来居然发展到没有二品官职不能进入内阁。不得不让人感慨变化之大。这就变成了大学士在进入内阁前必须要兼任一部尚书，这反而形成了一个与英国现代内阁制度相似之处（英国内阁包括各部大臣，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只不过二者成因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因为进入内阁的资质限制才不得不兼任之，一个是内阁成员担任各部大臣有利于统筹各个部门的情况，作出有利于全局的规划。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大学士，内阁首辅杨荣
这一时期形成的很多规则让后来的内阁一直沿袭，内阁的成员通常有四至九人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七至九人。内阁通常有人在午门文渊阁值班，但一般情况只有一名内阁成员，采取轮流值班的制度，以应对皇帝任何的紧急事务或突发情况。内阁成员的选拔制度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有两种，分别是廷推和特简，廷推就是事先确定好候选人，然后让高级大臣们投票选举内阁成员。特简就是皇帝特别挑选大臣进入内阁，在这个时期还是经常有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内阁一般设置办事人员若干，有内阁司直郎，品阶较低，一般为经过科举正途而且取得较高名次的人员，后来发展为设置内阁中书，至清代形成定制。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第三阶段：成熟
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所做多荒诞不经之事，导致后世对他批评较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他疏于政务反而导致内阁权力极速膨胀。武宗初期，内阁三大重臣李东阳、刘健、谢迁被称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受到时人赞誉，他们三人配合恰当，关系融洽，使得政务处理顺利，行政效率高，政令得以下传，国家局势日益稳定，他们三人的内阁在名声上足以与三杨内阁并驾齐驱，不仅如此，他们三人在内阁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不逊色于三杨。

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李东阳
至嘉靖初期，内阁的权力又有进一步扩大，为了代替因为大礼议事件而不得不下台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靖帝特简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他的张璁进入内阁，原本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天经地义，令人意外的是，文官们居然集团反对，认为嘉靖帝坏了规矩，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是由于嘉靖帝之前的皇帝已经许久没有使用过特简的权力，文官们长期通过内部的廷推决定入阁人选，所以嘉靖帝使用特简之权才会如此引起文官们的集体反弹。换言之，内阁从原来的内阁办事流程化进一步变为内阁成员选拔制度自主化，文官集团认为长久以来皇帝放任文官们内部决定入阁人选是已经默认了选拔内阁成员是文官们的固有权利。可以想见，被选出来的文官，不管他属于文官集团内部的哪个派系，他始终都是代表文官的利益。以此组成的内阁，便俨然能与皇权抗衡了。
当然，内阁选拔人员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看候选人的年龄、资历、名望、职位，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他的科举成绩，并且是不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如果是，那入阁可能性便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内阁的地位在士林和官员心中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已经将内阁看作宰相，称内阁成员为内阁辅臣，进入内阁就意味着名望上的巨大飞跃和进入帝国权力中枢，这使得官员们进一步对于内阁趋之若鹜。不过，这一阶段是内阁制度进一步趋于成熟，但也因此引发了文官集团内部残酷的党政和政争。
同时，明世宗朱厚璁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这在政治上真正意味着内阁的成熟。
第四阶段：顶峰
在经历了严嵩时期的大权独揽之后，内阁终于在万历初年登峰造极。万历初年，张居正在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排除了政敌高拱之后成为内阁首辅，此时万历皇帝年纪尚小，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十分倚仗张居正，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的合作也十分愉快。内外廷的权力极其罕见的第一次结合，这使得张居正的权力达到了（在明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来客去张居正家中，他逢迎张居正称之为“元辅”，即劳苦功高的宰辅之意，原本本朝不设宰相，这样的话公开说出来已经十分过头，但张居正居然说了一句震古骇今：“我非相，乃摄也”，意思即为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当然，内阁权力到达巅峰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偶然性的，例如张居正恰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与他合作的太监，这是很难得的，毕竟在此之前内外廷的争权夺利延续了一百多年。再比如，张居正恰好又遇上了一个年纪小的皇帝和一个愿意相信他的太后，这些偶然因素都推动处于上升中的内阁权力到达了顶峰。幸运的是，张居正并没有浪费高度集中的权力，他力行改革，改良吏治，推行新的赋税方法，任命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整顿军队，巩固国防，清查土地，打击大地主贵族。在他的一系列措施下，大明帝国政局有了明显的改观，国库日益增加，边境安定，明末嘉靖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张居正就这样以他手上的最高权力稳定了国家，他值得后世的尊重。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
第五阶段：衰落
内阁的权力崛起花费了一百余年，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时期达到顶峰。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内阁的衰落速度也令人惊诧。万历末年，党争加剧，文官集团内部争斗不休，万历皇帝常年不上朝，内阁乃至政府机构长期缺员。自万历年起，内阁仅有叶向高一人而已，并且就这样持续了整整七年。朝廷外的文官忙于斗争，宫内的皇帝不理政务，这这就使得内阁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中。权力与职责的严重失衡，政务的混乱和政令的无法上传下达，大臣与皇帝的离心离德，这些都使得内阁成为了替罪羊，内阁大臣往往要面对着文官们的指责，却无力改变局面，因为混乱的根源不在内阁，而在这个制度本身。
至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独揽朝政，内阁首辅是阉党的顾秉忠，此人自认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可想而知，其也是完全根据魏忠贤的旨意办事。此时的内阁已经完全沦为内廷的附庸，失去了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至崇祯年间，崇祯帝短短的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几任内阁成员，内阁成员更换之频繁如同走马观花一般，内阁的作用与地位随着大混乱时代的到来而不断沉沦。伴随着明末的乱世，内阁衰落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为内阁人员的选拔新增加了一种方式，名为枚谱。那么，什么叫做枚谱呢？即以抓阄方式决定入阁人选。这是由于明末党争泛滥，而崇祯帝最厌恶党争，所以为了避免廷推时产生大臣结党营私，搞小动作的问题，采取抓阄的方法。这种方法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臣内斗和暗箱操作，但是当内阁成员这一辅佐皇帝的职务都需要靠运气来决定而不是看其人是否能够负责、是否有足够能力处理政务时，内阁制度也正在走向极端。这一阶段的内阁主要表现为内阁权力的缩减和阁臣的不作为，内阁地位逐渐成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附庸（皇帝或大宦官），呈现出附庸化的趋势，而不是早期的对抗的态势。
纵观整个明朝，内阁制度逐步的发展、成熟并到达顶峰，但又以很快的速度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即便它巅峰时期可以独揽大权，达到过去宰相的权力与地位。内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了文官集团的代表，当明成祖设置内阁和“三杨辅政”发展内阁直到明末时，内阁与文官集团一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文官集团通过控制内阁逐渐形成了可以与皇权和内廷宦官相抗衡的实力。但是，当明末文官集团内部处于混乱之时，内阁的作用自然也大大减少了。内阁还很容易受时局和朝政的影响，当内廷势力强大时（如刘瑾、魏忠贤）或时局动荡不安时，内阁的作用便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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