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023-03-15 来源:你乐谷
正文摘要:
服部素之是日本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但是7年前，服部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想过回日本。中国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日益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同服部一样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发展。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原因。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日本青年科研人员出走。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震惊日本科学界。
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服部素之（Motoyuki Hattori）是日本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
但是7年前，服部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想过回日本。
中国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日益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同服部一样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发展。
（图中间人物：服部素之）
中国科研经费更有保障，能让学者稳定开展科研工作
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原因。
服部专攻膜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32岁时在东京大学任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他希望能尽快建立个人实验室，但在日本的大学，他的期望无法很快实现，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则完全不同。
“在日本学术界中，博士后研究员通常需要10年左右才能完成所谓的教授‘学徒期’，此后才能建立个人实验室。我思考了自己30多岁的人生，那时我的身心条件正好能从事高强度工作。因此我的结论是出国。”
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日本青年科研人员出走。为了支付人员和研究经费，日本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依赖政府拨款和“竞争性研究基金”，但这些资金仅用于科学家提交并经政府审批的计划项目。
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而竞争性基金仅资助持续三至十年左右的项目，这就导致没有保障的聘用期。
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大学和公共资助研究机构67.6%的博士后研究员在2018财年的合同期限不到三年。
该体系的支持者表示，固定期项目合同有助于资金流动和竞争，从而振兴科研。然而，批评人士认为，在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可能不愿意在长远的个人生活规划中选择应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在中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于高层次人才，高校除了提供年薪外各类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还会根据各自条件在头几年内提供免租周转房、过渡期校聘副教授待遇、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等。
在中国的六年里，服部组建后的实验室不仅获得了相当于1亿多日元的资金，他本人也被授予了教授的职称。
中国科研实力日益增强，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
服部表示：“据我所知，很多青年日本科学家正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基础研究，如理论物理、天文学和生命科学。
中国过去常常从海外招募退休的科学家，以此希望吸引青年才俊，提高中国的科研能力，但如今越来越多科学家主动选择前往中国做研究，在世界各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因其在光催化领域的研究，80岁的化学家藤岛昭被视为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震惊日本科学界。
评论人士称，藤岛昭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高校环境，而这所学校就在中国。藤岛昭曾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上海理工大学提供的全职职位。
中国现在的科研影响力令人刮目相看。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2》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
同期，中国在此类出版物中的论文引用数量分别位居全球前10%和前1%，而日本在三个类别中分别排名第五、第十二、第十，呈下滑趋势。
服部称，随着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依靠大额科研项目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中国高度重视科研发展：对大学支持力度大、给高层次人才提供的待遇好
服部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是日本的三倍。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开始培养更多大学生，在过去20年里，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10倍。海外深造的中国大学生也在同步增长，美国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中国人占比最多，是日本人的50倍。
同时，教师队伍也在扩大。以服部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在过去十年里，该学院的教授人数翻了一倍多。
为了稳固引进人才，中国还在不断改善其工作待遇。服部的年薪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与终身聘用的同龄日本科学家相当。
34岁的岛袋隼士（Hayato Shimabukuro）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天文台进行研究，于2018年来到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2019年末，他获得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天文学副教授职位。
岛袋在三年内的年薪约为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外加研究基金约为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
服部指出，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大学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全国的学术水平。为此，服部在复旦的一些同事已从上海转到地方学校工作。
服部建议，日本应该学习中国对科研人才的重视程度，在各地的大学提供全职职位，而不仅仅是在大城市的少数名校。
服部说：“拥有大量的学者，并且让学者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研究，这对于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就好比一座山，山越高，山底的基石越庞大。
九派新闻记者 梁霞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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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意趣”
后藤朝太郎（1881—1945），号石农，日本爱媛县人，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初习语言学、文字学，后多次到访中国，成为“中国通”。生前声名烜赫，身后几乎被人遗忘，但近年来又重新被人审视。
《蟋蟀葫芦和夜明珠：中国人的风雅之心》［日］后藤朝太郎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藤朝太郎出版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而这本《蟋蟀葫芦和夜明珠：中国人的风雅之心》是一部以中国文化艺术为内容的作品，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文化与民众，并加以善意的解读。作者在其引子中写道：“如果不把中国意趣融入日本青年人能够理解的学习话题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话，那了解中国真相的大门就会永远紧闭。”他的初衷，在于增进当时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为两国普通民众的交流架设一座桥梁，并对当时日本社会上流行的，对中国污蔑性的曲解加以纠正。可能对于当时的日本人（包括日本青年人）而言，本书只不过是一本谈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普及性读物，但岁月荏苒、如梦似幻，那些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历经人事变迁和社会转折的巨变后，使今天的普通中国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由于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游历经历，后藤朝太郎对中国艺术的理解，要比一般的日本游访者更为深入与透彻：“中国艺术是在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要想理解中国艺术，首先得去了解中国的自然和社会。如果不了解中国的自然环境，又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更是一无所知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对中国艺术有深入的理解。中国的艺术作品都有其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一背景，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因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要想研究透中国艺术，就一定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去进行实地调查和实地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艺术。”后藤在书中提到他曾踏足“中国四百州”，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该书图文并茂，有不少后藤朝太郎在中国的摄影作品，今天再看这些老照片仍然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后藤曾拜访过大同的云冈石窟。在他的笔下，留下了大同古城与云冈石窟在20世纪初的记录。文字记述从大同古城到云冈石窟的路途上的古迹，像观音堂、佛字崖等，今天这些古迹依然存在。后藤提出了个人的见解，甚至是对日本艺术的反思。他以云冈石窟为例，认为“中国的雕刻显得比较粗笨，但其所用的艺术手法却是比较强势的。中国的艺术作品整体给人一种比较稳重大气的感觉，而且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是从不吝啬。中国的大型艺术作品大都采用‘远景本位’的手法，走近了看可能会觉得做得比较粗糙，但是离远了看就会觉得非常美观”。后藤认为日本的艺术家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艺术多少要有些脱离常规的地方……艺术家要从俗事中解脱出来，本着洒脱的心境从更高、更宏大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宇宙”。
在中国的游历，使后藤也有了对日本本土艺术教育的反思。他甚至直言不讳其中的弊端：“在明治时代的后半段，日本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将各专业分得特别细，结果导致画家只会画画，书法家只会写书法，诗人只会作诗，学者只会研究学问，能够诗、书、画三者皆备或者诗、书、画和学问四者皆备的人寥若晨星。”后藤朝太郎的解读看似较为浅显，实则一针见血。而历史却又是如此相似，就今日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而言，专业过分细化造成画家的人文素养的缺失，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全面发展。今天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日本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颇为相似，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对当下依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除去高雅的书法、绘画与刚强的雕刻、建筑，书中也记述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与风俗。后藤朝太郎由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与民俗出发，升华为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解。他观察到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中华民族的特点有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中国的文化就不会消亡，且中国文化根脉深厚，并生生不息。
在当时绝大多数日本学者对中国与中国人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后藤朝太郎无异于是一个异类——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衰败，就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中国是一个曾经辉煌过，但现在正在逐渐老去的大国”。只是在他看来，这样的否定态度意义不大，他更愿意平心静气地去研究中国。为此，他在晚年受到了来自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政治迫害，他的不少作品成为禁书，这对于一位坚守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是极度不公的。而后藤朝太郎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增进当时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今天，这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既是今人窥探20世纪初中国文化生活的一扇窗口，也是我们认识后藤朝太郎这位久被遗忘的日本汉学家的一道大门。（姜帅）
服部素之是日本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但是7年前，服部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想过回日本。中国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日益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同服部一样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发展。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原因。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日本青年科研人员出走。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震惊日本科学界。
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服部素之（Motoyuki Hattori）是日本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
但是7年前，服部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想过回日本。
中国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日益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同服部一样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发展。
（图中间人物：服部素之）
中国科研经费更有保障，能让学者稳定开展科研工作
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原因。
服部专攻膜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32岁时在东京大学任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他希望能尽快建立个人实验室，但在日本的大学，他的期望无法很快实现，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则完全不同。
“在日本学术界中，博士后研究员通常需要10年左右才能完成所谓的教授‘学徒期’，此后才能建立个人实验室。我思考了自己30多岁的人生，那时我的身心条件正好能从事高强度工作。因此我的结论是出国。”
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日本青年科研人员出走。为了支付人员和研究经费，日本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依赖政府拨款和“竞争性研究基金”，但这些资金仅用于科学家提交并经政府审批的计划项目。
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而竞争性基金仅资助持续三至十年左右的项目，这就导致没有保障的聘用期。
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大学和公共资助研究机构67.6%的博士后研究员在2018财年的合同期限不到三年。
该体系的支持者表示，固定期项目合同有助于资金流动和竞争，从而振兴科研。然而，批评人士认为，在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可能不愿意在长远的个人生活规划中选择应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在中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于高层次人才，高校除了提供年薪外各类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还会根据各自条件在头几年内提供免租周转房、过渡期校聘副教授待遇、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等。
在中国的六年里，服部组建后的实验室不仅获得了相当于1亿多日元的资金，他本人也被授予了教授的职称。
中国科研实力日益增强，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
服部表示：“据我所知，很多青年日本科学家正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基础研究，如理论物理、天文学和生命科学。
中国过去常常从海外招募退休的科学家，以此希望吸引青年才俊，提高中国的科研能力，但如今越来越多科学家主动选择前往中国做研究，在世界各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因其在光催化领域的研究，80岁的化学家藤岛昭被视为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震惊日本科学界。
评论人士称，藤岛昭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高校环境，而这所学校就在中国。藤岛昭曾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上海理工大学提供的全职职位。
中国现在的科研影响力令人刮目相看。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2》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
同期，中国在此类出版物中的论文引用数量分别位居全球前10%和前1%，而日本在三个类别中分别排名第五、第十二、第十，呈下滑趋势。
服部称，随着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依靠大额科研项目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中国高度重视科研发展：对大学支持力度大、给高层次人才提供的待遇好
服部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是日本的三倍。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开始培养更多大学生，在过去20年里，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10倍。海外深造的中国大学生也在同步增长，美国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中国人占比最多，是日本人的50倍。
同时，教师队伍也在扩大。以服部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在过去十年里，该学院的教授人数翻了一倍多。
为了稳固引进人才，中国还在不断改善其工作待遇。服部的年薪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与终身聘用的同龄日本科学家相当。
34岁的岛袋隼士（Hayato Shimabukuro）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天文台进行研究，于2018年来到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2019年末，他获得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天文学副教授职位。
岛袋在三年内的年薪约为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外加研究基金约为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
服部指出，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大学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全国的学术水平。为此，服部在复旦的一些同事已从上海转到地方学校工作。
服部建议，日本应该学习中国对科研人才的重视程度，在各地的大学提供全职职位，而不仅仅是在大城市的少数名校。
服部说：“拥有大量的学者，并且让学者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研究，这对于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就好比一座山，山越高，山底的基石越庞大。
九派新闻记者 梁霞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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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葫芦和夜明珠：中国人的风雅之心》［日］后藤朝太郎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藤朝太郎出版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而这本《蟋蟀葫芦和夜明珠：中国人的风雅之心》是一部以中国文化艺术为内容的作品，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文化与民众，并加以善意的解读。作者在其引子中写道：“如果不把中国意趣融入日本青年人能够理解的学习话题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话，那了解中国真相的大门就会永远紧闭。”他的初衷，在于增进当时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为两国普通民众的交流架设一座桥梁，并对当时日本社会上流行的，对中国污蔑性的曲解加以纠正。可能对于当时的日本人（包括日本青年人）而言，本书只不过是一本谈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普及性读物，但岁月荏苒、如梦似幻，那些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历经人事变迁和社会转折的巨变后，使今天的普通中国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由于有在中国大地上的游历经历，后藤朝太郎对中国艺术的理解，要比一般的日本游访者更为深入与透彻：“中国艺术是在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要想理解中国艺术，首先得去了解中国的自然和社会。如果不了解中国的自然环境，又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更是一无所知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对中国艺术有深入的理解。中国的艺术作品都有其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一背景，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因此，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要想研究透中国艺术，就一定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去进行实地调查和实地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艺术。”后藤在书中提到他曾踏足“中国四百州”，即使放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该书图文并茂，有不少后藤朝太郎在中国的摄影作品，今天再看这些老照片仍然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后藤曾拜访过大同的云冈石窟。在他的笔下，留下了大同古城与云冈石窟在20世纪初的记录。文字记述从大同古城到云冈石窟的路途上的古迹，像观音堂、佛字崖等，今天这些古迹依然存在。后藤提出了个人的见解，甚至是对日本艺术的反思。他以云冈石窟为例，认为“中国的雕刻显得比较粗笨，但其所用的艺术手法却是比较强势的。中国的艺术作品整体给人一种比较稳重大气的感觉，而且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是从不吝啬。中国的大型艺术作品大都采用‘远景本位’的手法，走近了看可能会觉得做得比较粗糙，但是离远了看就会觉得非常美观”。后藤认为日本的艺术家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艺术多少要有些脱离常规的地方……艺术家要从俗事中解脱出来，本着洒脱的心境从更高、更宏大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宇宙”。
在中国的游历，使后藤也有了对日本本土艺术教育的反思。他甚至直言不讳其中的弊端：“在明治时代的后半段，日本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将各专业分得特别细，结果导致画家只会画画，书法家只会写书法，诗人只会作诗，学者只会研究学问，能够诗、书、画三者皆备或者诗、书、画和学问四者皆备的人寥若晨星。”后藤朝太郎的解读看似较为浅显，实则一针见血。而历史却又是如此相似，就今日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而言，专业过分细化造成画家的人文素养的缺失，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全面发展。今天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日本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颇为相似，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对当下依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除去高雅的书法、绘画与刚强的雕刻、建筑，书中也记述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与风俗。后藤朝太郎由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与民俗出发，升华为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解。他观察到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中华民族的特点有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中国的文化就不会消亡，且中国文化根脉深厚，并生生不息。
在当时绝大多数日本学者对中国与中国人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后藤朝太郎无异于是一个异类——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衰败，就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中国是一个曾经辉煌过，但现在正在逐渐老去的大国”。只是在他看来，这样的否定态度意义不大，他更愿意平心静气地去研究中国。为此，他在晚年受到了来自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政治迫害，他的不少作品成为禁书，这对于一位坚守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是极度不公的。而后藤朝太郎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增进当时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真实面貌的了解。今天，这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既是今人窥探20世纪初中国文化生活的一扇窗口，也是我们认识后藤朝太郎这位久被遗忘的日本汉学家的一道大门。（姜帅）
2021年三月日本新人
